異國短毛貓

　　《斯諾登檔案》
　　作者：（英）盧克·哈丁
　　出版社：金城出版社2014年5月
　　定價：35.00
　　《衛報》是斯諾登首選的消息發佈平臺，也是全球唯一全程報道斯諾登事件的媒體，《衛報》採訪團隊對斯諾登做了100多小時的面對面採訪，幾百萬字的採訪筆記。而盧克·哈丁是“斯諾登事件”採訪團隊核心成員，《衛報》指定的本書撰寫人。本書追蹤了“斯諾登事件”的前因後果及詳細過程，曝光了美英等國監控全球的種種內幕。《新聞風雲》
　　作者：（美）沃倫 菲利普斯 楊雨 譯
　　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
　　定價：42.00
　　本書作者30歲之前成為《華爾街日報》主編。本書還原了柏林危機、肯尼迪遇刺、水門事件背後的新聞細節，披露了《華爾街日報》如何應對與《財富》雜誌、美孚石油公司等的報道糾紛。《誰來監管泄密者？》
　　作者：（美）蓋里·羅斯 鞏麗娟 譯
　　出版社：金城出版社2013年10月
　　定價：49.80
　　本書作者現為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(ODNI，是全美情報系統的最高監管機構)的一名調查員。2010年“維基解密”事件，2013年“斯諾登泄密”事件……通過美國政府歷史上重大的泄密案例和事件，作者探討了未授權信息泄露背後的動機、代價、法律困境和解決之道。
　　2013年6月，美國國家安全局承包商愛德華·斯諾登披露了美國的“棱鏡計劃”，美國單方面地監聽電話、電郵和網上的信息，從小布什時代就開始了，一開始是以反恐的名義進行，但其實際上是針對所有的人，從國家元首到普通老百姓，而且美國九大高技術信息公司都跟他們合作，與他們共享一些數據。“斯諾登事件”爆發（也稱“棱鏡門事件”）。
　　2013年6月5日，英國《衛報》首先披露此事，6月6日，《華盛頓郵報》也揭露這些內幕。前不久，普利策獎把最大的新聞獎頒給這兩家報紙。近日，《斯諾登檔案》中文版圖書與17個國家的外文版同步面世，出版方金城出版社在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了研討會。就國家安全與民眾權利等問題研討。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少將、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教授、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、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吳敏蘇教授、金城出版社潘濤總編輯、北京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院長陸紹陽教授等與會。本報摘選了部分發言。
　　在20年之前，當你談互聯網的時候，你永遠會用美好的詞彙來談它，平等、民主、自由。今天當你談互聯網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我們談控制、審查，尤其我們談安全。
　　彭光謙：斯諾登影響了美國信息霸權
　　斯諾登違反了職業道德，但是維護了廣大民眾的利益。
　　我個人認為，“棱鏡門事件”是我們進入網絡時代以來帶有標誌性的重大事件。說它好也好，說它壞也好，這個事肯定對我們未來世界的網絡秩序、網絡安全、網絡管理是推動。斯諾登是對美國的網絡霸權第一次公開挑戰。他利用他的網絡技術優勢，掌握有利條件，幹了很多事。美國老製裁這個，製裁那個，全世界13個服務器，一個主服務器，還有12個副的，有9個在它那裡，利用這個技術上的優勢想乾什麼乾什麼，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。
　　斯諾登到底是英雄，還是叛國者，看你怎麼看。可能美國的看法跟我們不一樣。我個人看，斯諾登違反了中情局的職業道德，但是他保護了社會公德，維護了廣大民眾的利益。
　　第二，斯諾登確實影響了美國的信息霸權，但是他維護了世界各國的信息主權。他更多地保護了這個時代的利益，反映了時代的需求，反映了世界各國的需求，反映了社會公德的需求，從這個方面說他是英雄。
　　胡泳：互聯網的三種力量
　　國家主導模式、市場的模式、民眾的模式彼此糾纏。
　　前一段，關於斯諾登的報道獲得普利策獎。斯諾登這個事之前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事，就是維基泄密的阿桑奇。這兩者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趨勢是一致的。尤其今年4月份，大家紀念互聯網20周年。我們可以思考一下20年來，互聯網給中國帶來了什麼，或者給世界帶來什麼。這個時候來談論斯諾登事件，我有一個基本的總結，過去，互聯網有三種力量。
　　第一種力量叫作國家，第二種力量叫作市場，第三種力量叫作民眾。三種不同的力量匯到互聯網形成三種模式，分別是政府為中心的模式、市場為主導的模式和民眾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把他們的想法加入其中。
　　我們是典型的國家主導模式，國家投巨資做基礎設施，在這個基礎設施當中也花很多的力量進行信息控制，有市場競爭，同時市場競爭受到國家監控很有力的影響。這些是以政府為中心的模式很典型的特點。
　　第二種模式是市場的模式，在1995年的時候有兩個英國學者提出“加州意識形態”，他們當時說美國有一種新思潮，催生了硅谷，硅谷從半導體到計算機一直到互聯網，到今天移動互聯網，整個這個東西都是“加州意識形態”的產物。
　　第三種模式是民眾的模式，這個模式最激進的一派就是1996年美國搖滾樂的歌詞作者巴婁，當年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東西叫《網絡空間獨立宣言》，他認為是網民擁有互聯網空間，反對一切政府的和商業的力量對互聯網空間加以干涉。
　　這三種模式彼此纏繞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截然分開的。比如“加州意識形態”催生了國家行為，美國互聯網發展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推動，這個東西不存在。如果沒有中國政府投入那麼多錢在基礎設施上，阿裡巴巴、騰訊也不會存在。所以，我說這三種模式攪在一起。
　　剛纔彭將軍講到互聯網主權問題，今天你講主權的時候，跟巴婁的主權想法完全不一致。巴婁說互聯網主權，是不要政府，不要商業干預網絡。
　　舉一個例子來講，斯諾登事件出現以後，巴西說了，如果你谷歌在我巴西活動，你必須把服務器放在巴西，不可以放在加州。因為我不知道你放在加州以後會不會侵犯我們國家的隱私權。這意味著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一個互聯網，全世界原來的互聯網會不會巴爾幹化。
　　前兩種國家和市場為主導的模式受到質疑，第三種認為互聯網仍然是屬於民眾的人就提出一個倡議，叫作“我們要奪回互聯網”，因為國家和企業都背叛了互聯網，使得今天的互聯網不是過去我們理想中建構的樣子。這裡面有一個代表人物叫作施耐爾，他是美國密碼學專家，他提出了一些觀點。第一，要像斯諾登一樣，曝光政府的監控行為。第二，對於軟件公司來講，我們要想辦法重新設計互聯網架構。第三，我們要改善互聯網治理。核心問題就是不能讓一國來決定互聯網的走向。
　　在20年之前，當你談互聯網的時候，你永遠會用美好的詞彙來談它，平等、民主、自由。今天當你談互聯網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我們談控制、審查，尤其我們談安全。這個話題的轉移非常明顯，這樣一個話語的轉移今後能不能被扳回來，我不知道，也是我們接下來要仔細觀察的。
　　喻國明：合作、整合是當下主題詞
　　把自己關在一個封閉的狀態當中，就成為一個價值孤島，不得人心。
　　我們這個社會未來的發展也好，它的權力形成也好，它的利益和市場的形成也好，其實都要從這種互聯互通當中找到最基本的發展邏輯，權力來源也來自於互聯互通。而未來的市場，未來的價值形成也是在這種互聯互通中形成。很多新的互聯網，金融、維基百科、產銷合一、分享經濟也好，實際上都在互聯互通形成的，這就是未來最大的機會。
　　在這個社會當中，它的趨勢不是限制，也不是監管，當然必要的監管是需要的，但是從整個大趨勢角度來說是合作，是開放。過去我們講媒體競爭，今天互聯互通情況下，競爭不是主題詞，合作、整合才是主題詞。誰把機會給別人，他也獲得機會；誰給別人機會越多，他獲得的機會越多；誰把機會封閉起來，把自己關在一個封閉的狀態當中，他就成為一個價值孤島，他就越來越不得人心，越來越在市場上邊緣化。這就是互聯網的邏輯。我們經常講互聯網思維，互聯網邏輯，其實最根本的就是這一點，所以小至個人，大至國家都要有一個開放的過程，而不是封閉。
　　我們今天所做的所有監管還是傳統社會、工業化社會、金字塔結構下對信息的控制。像美國這樣，通過對傳播的控制，認為這就能夠管理社會，實現有效的管理，這其實是被歷史和時代潮流所詬病的。
　　整理/新京報記者 張弘　　（原標題：“棱鏡門事件”與互聯網的未來）